袁久红、许丽: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方法论体系

发布者:李伊萌发布时间:2021-07-07浏览次数:169

从一定意义上说,人类的思想创新主要表现为思想方法的创新,思想的发展根源于思想方法的重新发现与建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富有深刻的方法论意蕴。深入学习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键是要化理论为方法,领会其内在的方法论要义。恩格斯指出:“事实上,一切真实的、寻根究底的认识都只在于:我们在思想中把个别的东西从个别性提高到特殊性,然后再从特殊性提高到普遍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方法论体系即呈现出“普遍—特殊—个别”的三层意蕴,体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方法论的时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方法论的独特建构以及系统观念下科学思维方法的集成创新。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方法论的时代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的东西”,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深刻地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既是颠扑不破、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真理,又是“我们最好的工具和最锐利的武器”。中国共产党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忠诚信奉者和坚定实践者,有着高度重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优良传统,自觉运用这种与时俱进的优良传统也是建党百年来不断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成功,始终百折不挠、战无不胜的重要法宝。

毛泽东指出:“辩证法唯物论对于指导革命运动的干部人员,尤属必修的科目,因为主观主义与机械观这两种错误的理论与工作方法,常常在干部人员中间存在着,因此常常引导干部人员违反马克思主义,在革命运动中走入歧途,要避免与纠正这种缺点,只有自觉地研究与了解辩证法唯物论,把自己的头脑重新武装起来。”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就非常善于把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并把它与中国实际具体结合起来,深入社会调查研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写出了《反对本本主义》《实践论》《矛盾论》等杰作,逐渐确立起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为我们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全胜利提供了方法论指引。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又强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在全面调研和辩证分析的基础上,写出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著作,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继承毛泽东思想,邓小平也强调:“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邓小平结合时代特征对这一方法论进行了创新发展,主要体现在对“解放思想”这一实事求是的内在要求给予了特别关注,提出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既不“把书本当教条”,也不“照搬外国模式”,坚定“走自己的路”,从而开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高度,深刻审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方法论的重要作用,强调“必须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必须不断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习近平从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复杂局面出发,强调学习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要掌握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原理、事物的矛盾运动原理、认识的能动反映原理;就要掌握唯物辩证法、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法;就要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群众观、阶级观、发展观、矛盾观。总的来说,不论是对于辩证唯物主义还是历史唯物主义,习近平都非常强调要“结合我国实际和时代条件”,这实际上是“实事求是”这一“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的现实运用。

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方法论运用之特别引人注目的创新之处在于,突出强调要把“历史文化传统”与马克思主义更好地结合起来,把实事求是与知行合一、群众路线、精准思维紧密结合起来,从而赋予“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与根本方法论新的时代内涵。历史地看,毛泽东提出的实事求是,主要强调的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从“客观存在的实事出发”,来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邓小平把解放思想这一作为实事求是的内在前提突显出来,是为了强调这个“实事”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复杂的、不断变化着的,所以在思想上首先要突破本本和条条框框的束缚,根据变化着的实践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并且把中国的发展置于世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强调要“放眼世界,放眼未来,也放眼当前,放眼一切方面”,即要在“理论联系实际”的基础上做到“中国联系世界”。而习近平更鲜明地指出,认识和把握我国的社会现实,“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国内和国际等的结合上进行思考”,“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本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习近平多次强调,“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知道自己是谁,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想明白了、想对了,就要坚定不移朝着目标前进”,“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即在“理论联系实际”、“中国联系世界”的基础上还要“现实联系历史”。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没有什么经验可以照搬照抄,一切都依靠人民群众伟大的创造,这一创造要求我们不仅要把当下作为立足点,一切从实际出发;不仅要放眼世界,放眼未来;更要把握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厚历史文化底蕴和坚实历史实践基础,从历史深处与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中汲取前进的不竭动力。习近平正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渊源及以人民为中心的历史观与“知行合一”的认识论的统一中来丰富发展了实事求是的时代内涵。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方法论的独特构建

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方法论反映的是一种普遍性的规范,这一普遍性还必须与具体性相结合才能突显其巨大的生命力。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方法论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形成了实事求是这一根本方法论,习近平通过对“历史文化传统”的突出强调,创造性地丰富了实事求是根本方法论的基本内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遵循这一创新发展了的方法论,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以及中国与世界三重维度的相互贯通之中,创造性地构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方法论,这一建设方法论正是具有普遍性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方法论创新发展的实践表现,在方法论的“特殊”层次上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方法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以历史与现实相贯通发展历史辩证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形态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凭空产生的,而是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的辩证统一。只有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辩证的否定”出发,才能“更加充分地认识其历史必然性和科学真理性”。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蕴含在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奋斗史、七十多年的新中国发展史、百年来的中国共产党革命史之中,更是在中华民族由衰到盛一百七十多年的历史进程、在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在对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传承发展中得来的。通过历史的辩证的运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方面实现了社会历史形态的不断发展,另一方面又保留了“我之为我”的历史与精神密码,一路上披荆斩棘、乘风破浪,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的统一,也正是在这一层意义上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启了一种新的文明形态。这一新的文明形态的建构深刻体现了历史辩证法的自觉与胜利。具体来说,可表征为两个方面。

一是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为奋斗目标,在历史运动与现实运动的统一中实现作为主体的民族自信,并在伟大梦想、伟大斗争、伟大工程和伟大事业这“四个伟大”的相互贯通与作用中确立了治国理政的战略总纲与根本遵循。民族是现实历史进程中毋庸置疑的实践主体。习近平总书记上任伊始,就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历史使命,这一使命是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未竟之业的当代延伸,也是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为最本质特征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形态。正是中华民族近两百年来所进行的千辛万苦的探索,正是中国共产党近百年来孜孜不倦的追求和不屈不挠的斗争,我们才得以创造了惊天动地的发展奇迹,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民族自信。同时,习近平也清醒地看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艰巨性,强调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其中,“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是实现伟大梦所必须具备的精神状态,“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是实现伟大梦想的领导力量和政治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是实现伟大梦想的必由之路。“四个伟大”紧密相连、整体相关,为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伟大梦想谋划了富有辩证品格的战略总纲与根本遵循。

二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并列,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涵,强调要在保持民族精神独立性中实现“四个自信”。面对新时代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新特点和价值观较量的新态势,习近平敏锐提出了保持民族的精神独立性问题。他强调:“如果我们的人民不能坚持在我国大地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道德价值,而不加区分、盲目地成为西方道德价值的应声虫,那就真正要提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会不会失去自己的精神独立性的问题了。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独立性,那政治、思想、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独立性就会被釜底抽薪。”从根本上来说,民族精神独立性强调的是对自身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有不受他者主宰与左右的思维、价值与方法,即民族独特的思维方式、独特的价值理念、独特的发展逻辑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能够坚持独立自主。因此,坚守民族精神独立性就是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正是这一“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构成了我们精神世界中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我们前进道路上更基本、更深层、更持久的力量。习近平对民族精神独立性问题的深入思考,对文化自信的深刻阐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的不断完善,凸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向度,为我们扎牢了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

(二)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丰富实践辩证法

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论原则,也是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根本方法论原则。这一方法论原则的关键之处是准确把握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点,找准作为时代呼声的问题。习近平指出:“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只要科学地认识、准确地把握、正确地解决这些问题,就能够把我们的社会不断推向前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把握社会主义主要矛盾变化,紧紧抓住新的历史条件下治国理政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不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发展。

一是深刻把握社会主义主要矛盾变化,以人民为中心推动高质量发展。社会主要矛盾是社会基本矛盾在某一阶段和时刻的具体呈现,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全局的一根主线,发挥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作用。历史和现实无不表明,每一次我们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定位与着力解决的时刻,都是推动事业不断前进的关键时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以深刻洞悉历史规律的高度自觉和历史趋势的高度自信,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新历史方位”和“新发展阶段”,运用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方法,适时做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科学论断,指明了解决当代中国发展主要问题的根本着力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的历史性变化,这要求我们要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全面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发展既要依靠人民,也要为了人民。习近平坚持“人民至上”理念,创造性地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方法论,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把人民根本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致力于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二是紧紧抓住新的历史条件下治国理政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习近平强调,“我们党领导人民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但也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而是要牵住“牛鼻子”,以小见大、见微知著。“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正是解决突出矛盾和问题的主要抓手,是战略目标与战略举措、战略思想与战略方法、总体部署与具体规划的辩证统一。一方面,“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方位考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点领域和主攻方向,内含着科学统筹、协调推进、辨证施治的科学方法论。另一方面,“四个全面”中的每一个“全面”也都具有方法论意义。比如,就战略目标来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着眼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程中的重大阶段性战略目标,强调在实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个方面的整体推进中又不忘重点领域的顽瘴痼疾,坚决打赢三大攻坚战,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同时,这一战略目标也不断与时俱进,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最新战略目标。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完整勾画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使得我们在走向强国复兴的征程上既有仰望星空的冲劲,也有脚踏实地的干劲。

三是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内涵,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主要领域和基本方面,是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总体布局”。一方面,这一总体布局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始终,但是在不同的实践环境中其发展的侧重点是有所不同的,比如在当前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双重压力之下,则着重统筹发展与安全的辩证关系,致力于经济的行稳致远和社会安定和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另一方面,“五位一体”中的每一“体”都蕴含着丰富的方法论。比如,就经济建设来说,首先是确立发展在整个国家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任何时候不动摇;其次是以问题为导向,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来破解发展难题,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第三是注重发展的内外联动作用,在坚持对外开放的同时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再比如,就生态文明建设来说,强调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辩证统一,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生态就是保护生产力”的科学原则;以系统思维统筹生态治理,包括“一盘棋”思想方法,如何算长远账、整体账、综合账,如何实施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和系统修复等具体方法;聚焦以生态保护制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充分发挥制度和法制的引导作用,为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奠定坚强的制度基础。

(三)以中国与世界相关联创新战略辩证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扎根历史,立足中国,更放眼世界。习近平始终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置于世界历史进程中来谋划考量,创造性地提出“两个大局”工作方法论,指出“领导干部要胸怀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我们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事实上,这一方法论具有深刻的战略反思意蕴。在人类历史由自然形成的地域性民族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过程中,诚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在这一历史转变中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国家不过是按照自己的面貌创造了一个世界:在国内,“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在世界范围内,资产阶级“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在资本主义开辟的世界市场和西方中心主义的全球治理体系下,中国艰难地实现了由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让我们不禁叩问:基于某些主要西方国家利益的全球治理体系和世界格局是否是一种理所应当的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经验能否给一些发展中国家提供某种选择的可能性?中国能否为某些世界问题的解决贡献智慧和力量?带着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思考和谋划,习近平创造性地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法。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以习近平为代表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反思世界发展和人类命运前途而提出的中国理念和中国方案。它有别于资本主义主导的不公平的旧有国际秩序,给全球治理提供了全新的实践方法和路径选择,从而成为一种全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种全新性主要体现在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所主宰形成的全球治理体系和治理格局的“去伪”,即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的是在力求促进人类在真正的“普遍交往”中形成具有更高“共同性”水平的人类利益,在真正的利益共同体和价值共同体中创造一种世界性的“大同社会”。具体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方法论意蕴体现在:首先,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类命运相连的客观事实以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人类社会的共同危机和挑战出发,以历史演进为客观依据,以整体性原则与方法把握人类世界命运与共的发展大势;其次,从“类”“共同体”的整体视界和全局观念探寻回应共同利益关切、实现人类共同价值、破解共同发展难题的具体实践方法,这就是以“和合共生”为基本理念和实践方法,探索国家之间合作共赢的交往之道,建构新型国家关系。最后,以国际关系民主化为目标导向,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以“一带一路”新型平台为现实支撑,为科学理念转化为现实实践提供了系统策略与方法。

三、系统观念统摄下科学思维方法的集成创新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方法论同中国的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和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际、国内和国际三个方面创造性地构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方法论,在这一理论与实践的交融互动中,又逐渐生成了系统观念统摄下的一系列科学思维方法。从本质上来看,系统观念的要义正是要求我们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时空领域内的普遍联系和运动变化出发,通过其内外部结构要素的有序组合和协同优化,从而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体发力与全面进步。在新时代治国理政的实践中,习近平尤其强调系统谋划和统筹推进,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把系统观念作为“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加以确立。

系统观念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和方法论基础,这就是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思想。马克思指出:“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在马克思看来,任何社会都是由相互联系的各种要素组成的有机体。“这种有机体制本身作为一个总体有自己的各种前提,而它向总体的发展过程就在于: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或者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但马克思同时强调,这些不同要素在社会中的具体作用不是一概而论的,其中占主导地位的还是居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马克思把他们形象地概括为“普照的光”和“特殊的以太”。他指出:“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中,系统是标志事物运动发展的特定形式的重要范畴,是由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关联要素按照一定方式组成的有机整体。现代科学系统论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出系统的整体性、关联性、结构性、开放性、风险性等基本原则。对系统观念的科学把握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有机体思想和现代科学系统论的基本原则有机结合起来。习近平强调:坚持系统观念,要“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要做到这些必然少不了一系列科学思维方法的集成。

恩格斯说过:“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习近平也明确提出:“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也同样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在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伟大的实践过程中,习近平非常善于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要求,内化为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哲学思维方式,形成了一系列科学思维方法。他强调,学懂弄通做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要掌握贯穿其中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而系统观念正是统摄这一系列科学思维方法的总方法。

第一,首先是系统观念要求立足整体看世界,着眼于事物的整体来谋划布局,这就要求加强战略思维。所谓战略思维,就是要高瞻远瞩、统揽全局,科学把握事物发展的趋势和方向,善于从全局上思考问题,从政治上认识形势,在把握战略全局中解决突出问题,推进各项工作。习近平强调:“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增强战略思维首先要有战略视野,即从长远着眼,站在时代前沿认识和把握事物发展的本质和阶段;其次是要有战略格局,即对国家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做到心中有数,胸怀大局;最后要有战略定力,即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中国向何处去”,“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等大是大非的根本性问题上,要始终做到“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

第二,系统观念要求注重系统的内部与外部、时间与空间、历史与逻辑的有机联系与发展变化,这也是辩证思维和历史思维的基本要求。所谓辩证思维,就是指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要与一切主观、静止、片面、零散的认识论划清界限,坚持客观、发展、全面、系统地认识事物,分析矛盾,掌握规律,处理好治国理政中的各种重大关系。习近平指出:“我们的事业越是向纵深发展,就越要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增强辩证思维一要坚持问题导向。问题是事物矛盾运动的表现形式和集中呈现,要“瞄着问题去,追着问题走。善于把化解矛盾、破解难题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二要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的辩证统一。既要抓住主要矛盾,又要兼顾次要矛盾;既要强调事物发展的主流、本质和全局,又要重视支流、现象和局部;既要牵住“牛鼻子”,又要学会“弹钢琴”,不断增强认识方法和工作方法的系统性、战略性和全局性。三要坚持质的规定性和量的规定性的辩证统一,不断增强事物运动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所谓历史思维,就是要以史为鉴、知古鉴今。习近平指出:“治理国家和社会,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过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中国的今天是从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发展而来的。”增强历史思维,就要加强对中国历史、党史国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和世界历史的学习,加强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以深邃的历史眼光认识发展规律、把握前进方向、指导现实工作,用深厚的历史底蕴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

第三,系统观念还强调注重系统内部的结构优化,从要素之间的联系整合上推进整个系统的秩序建构和优化组合,这在社会历史领域实质上体现为社会系统的稳定有序,这又有赖于治理效能的提升,而这就要求我们树立法治思维。所谓法治思维,是指以法律作为判断是非曲直、塑造社会秩序、推进良法善治的理性思维方式,是制度性思维、规则性思维与程序性思维的辩证统一。习近平强调“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并从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来定位法治、布局法治、厉行法治,提出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建设目标,而法治思维贯穿法治中国建设各方面、全过程。通过运用法治思维,对于个人而言,能够以各种法律规范来确定实际生活中的是非曲直、利益权衡;对于社会而言,能够维护整个社会系统的稳定和均衡;对于国家而言,能够推进良法善治。总之,法治思维方式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能够更好地提高国家治理效能,从而保障社会结构的有序与优化。

最后,系统观念在面对开放的、复杂的外部环境时要求注重系统的风险性原则,充分考虑到各种机遇与挑战,能够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善于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这就要求我们要树立底线思维和创新思维。所谓底线思维,即客观地设定最低目标,立足最低点争取最大期望值的思维方式。习近平强调:“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做到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增强底线思维要从三方面着手,一要从最坏的可能性设想形势的变化和事情的发展,以做好最充分的应对准备;二要抓住事物的根本,守住事业的根基,三要从主客观的统一上设置底线和坚守底线。所谓创新思维,就是指破除迷信、超越陈规,善于因时制宜、知难而进、开拓创新的思维方式。习近平强调:“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增强创新思维,要将创新置于到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层面去认识和把握,从“识变”“应变”“求变”的基本逻辑中寻求发展机遇,促进社会发展。

作者:袁久红,东南大学澳门新莆京app7748院长,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许丽,东南大学澳门新莆京app7748博士研究生。

来源:《南京社会科学》2021年第5期。

基金: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贡献研究”(2020MZD016)的阶段性成果。